暑假“苏乞儿”：被压榨的童年

暑期还剩下最后几天，孩子们都在家长的陪伴下购置开学用品了，父母心甘情愿地为孩子挑选最好的，可还有些孩子小小年纪，却还在帮大人“赚钱”，街边的琳琅满目，他们甚至没有时间看上一眼。

暑期以来，北京地铁突然出现众多“候鸟式”乞丐，行乞时间固定为暑假期间，这些“暑假乞丐”多数来自甘肃岷县，基本都是父母带着正在上学的孩子乞讨，孩子开学前即返回老家。

王霞(化名)，来自甘肃岷县，暑假一放，她就带着女儿柳英(化名)和儿子柳杰(化名)来到了北京，这已经是他们第三年来北京乞讨了。

早上10点，姐姐柳英带着弟弟在北京地铁10号线起点站上车，她打开腰间挂着的外放音响，带着弟弟从车头走向车尾。柳英手里攥着一小叠一元人民币，不断地向两侧的人鞠躬，弟弟柳杰时不时跪下，希望好心的人能慷慨解囊。

姐姐柳英今年14岁，刚念完初一，身上的校服脏兮兮的。弟弟柳杰今年10岁，刚上完三年级，褐色裤子的膝盖处有着一圈泥土印。从起点站到终点站，姐弟俩刚好能从车头一路乞讨到车尾，这也是他们的固定路线。一天下来，他们能要到五六十元，最好的时候七八十元，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。

三年来，每年7月放暑假以后，姐弟俩就会跟着爸爸妈妈从甘肃老家来北京乞讨。今年柳英的裤兜里多了一样东西：老年人专用的手机。这部手机价格便宜，功能非常简单，但它却是柳英在乞讨时与妈妈联系的纽带：一旦发现有警察，她会立刻躲在人少的地方，给妈妈打电话，通风报信。

“现在我们都学会了‘变通’。”妈妈王霞说。现在，都是大一点的孩子自己乞讨或者大孩子带着小孩子来乞讨，妈妈们则在事先和孩子们约好了的中转的地方等着。妈妈和孩子们手里都有手机，这样出事了也方便联系。由于孩子们都未成年，即使被抓到了也会很快放出来。去年，柳英就被警察带进过派出所，教育过就给放了。尽管当时在派出所里很害怕，但是现在提起这些事情，柳英却轻描淡写，“我打电话给妈妈，不到两分钟就放我们走了”。而她的母亲王霞说：“登记下身份证和户口本就没事了，也没有罚款。”

李宗盛有一首歌曲叫做《希望》，是写给他的孩子的。里面唱到：她们是我的希望/让我有继续的力量/她们是未来的希望/所有的孩子都一样/但愿我能给她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。那些乞讨孩子们，却与歌中唱的有天壤之别。

在众多的乞讨者中，孩子是主力军。这么多的孩子，却只有一半是和自己父母一起的;而另一半，却在乞讨的人群中成了“工具”，被大人们租来，做专职乞丐。

幼小的他们，无论是寒冷的冬天，还是炎热的夏日，都奔波在车流之中，遭受呵斥、辱骂甚至于殴打。讨要时，他们还要非常警觉，只要有警车经过或带大檐帽的出现，他们就要不顾眼前疾驰而过的汽车，快速逃跑。乞儿被汽车撞伤、死亡，或不堪老板辱骂殴打导致出走的事情时有发生。孩子们每天的上千次下跪，膝盖被磨破，结了厚厚的老茧。

看着天真浪漫的学龄孩子，本应享受生活的阳光雨露，依偎在父母的怀里撒娇，现在却承担起了与他们年龄不相称的重担，放弃自尊下跪乞讨，难免让人心生酸楚。本该属于他们的快乐童年就这样被剥夺了。他们对金钱尚没有任何概念，但讨要的经历却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童年的记忆深处。

但是，作为一个旁观者，小编还是想问一句：难道仅仅是由于贫困?难道他们真的贫穷到了只能放弃自己和孩子的尊严去活着?